直至1988年4月，为响应党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号召，邓颖超主动辞去了全国政协主席的职务，她希望将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一代的领导者。

之后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急剧下滑，各种疾病接踵而至。她从视力、听力到四肢关节，大小疾病多达17种，甚至连进食都成了艰难的任务，每餐都需要耗费一个多小时。然而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，从不向病魔低头，也不愿让身边的人为她担心。

她曾多次表达过对安乐死的看法，希望在生命终结时能减少对社会资源的消耗。她的无私和高尚情操，令所有了解她的人深受感动。

即使饱受疾病的折磨，邓颖超在退休后依然积极参与各类政治和社会活动。每次出席公开场合，她都以精神饱满的姿态面对大众，从不让他人察觉她的身体不适。她用实际行动，诠释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和责任。

1991年7月，邓颖超因肺炎复发再次入院治疗。虽然医护人员全力以赴，她的体温仍持续高烧不退，进食变得异常困难，甚至连服用药物都极为艰辛。面对生命的垂危，她坚持不接受过度治疗，以减轻公共资源的负担。在医生和医疗团队的坚持下，她接受了一次胃漏手术，这一措施成功延长了她的生命。

在此期间，她还坚持接待了西哈努克亲王的来访。医生原本只允许她会谈15分钟，但她与亲王交谈甚欢，不知不觉中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小时。秘书赵炜多次前来提醒，她才依依不舍地结束了会面。

1992年春，随着健康状况急转直下，邓颖超多次陷入昏迷。每次清醒时，她关切的是国家大事，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进展。她反复强调，一旦她的状况无法逆转，不应对她进行过度的医疗干预，以免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负担。

邓颖超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，仍坚持自己关于安乐死的观点。她向她的秘书赵炜表达了这一意愿，请求他将这一态度报告给中央领导，她认为在她如此严重的健康状况下继续维持生命是一种资源的浪费。

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邓大姐身体很不好，烧得很厉害，但她还是很关心身边帮忙的工作人员。看到医护人员整天整夜地照顾她，她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心里特别感激。

在1992年7月11日的清晨6时55分，邓颖超平静地吐出了最后一口气，她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她的多年秘书赵炜，目睹了邓颖超安宁的“最后睡颜”，情不自禁地低头吻了一下她的额头，眼泪无法抑制地流淌下来，这是对邓大姐深深的哀悼和永远的缅怀。

第二天，中央的高级领导们纷纷赶到北京的医院，开始讨论如何按照邓颖超生前的愿望处理她的后事。

赵炜与邓颖超的关系深厚，曾在邓颖超百岁诞辰时出版了一本名为《西花厅岁月》的回忆录。书中详细记录了她陪伴周恩来和邓颖超长达37年的岁月，描述了她在西花厅的点点滴滴。

记载中提到，周总理逝世后，邓颖超便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。1978年7月1日，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，邓颖超让赵炜准备好纸笔，表示要为庆祝党的生日而写一封信。

这封信实际上是她的遗嘱初稿，详细规划了自己去世后的处置方式。1982年6月17日，邓颖超再次拿出这份遗嘱，仔细审视后重新誊抄，并添加了一些新的条款。

当时赵炜看着邓颖超写遗嘱，心中五味杂陈，她劝邓大姐不必急于此事。然而邓颖超坚定地回应，如果等到真正需要时再写，可能就晚了。她想趁着身体还算健康，头脑清晰时把这些事情安排好，这样方便组织处理，也避免让赵炜在将来为此烦恼。

邓颖超的遗嘱中明确了她对自己身后事的七项具体要求，包括将遗体解剖后火化、不保存骨灰、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、不举办追悼会。她希望这些指示能够在公开通告中向公众说明，以示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生前的从政生活完全是为了党和人民服务。她还特别强调，不希望因为与周恩来的关系给予她的家属任何特殊照顾。

邓颖超在1956年开始推广火葬之后，就已经和周总理商量好了，决定将自己的骨灰撒掉。因为她早就计划好了自己骨灰的去向，所以她一直留着周总理曾经用过的骨灰盒。这么做既是因为她想保持对周总理的纪念，也是想帮国家节省一些资源。

国家的领导人围绕着邓颖超的治丧事宜展开讨论。虽然邓颖超生前已留有遗嘱，要求简化丧事，中央也下达了发布讣告和公布遗嘱的指令，但关于遗嘱的具体执行，领导们的意见并不一致。

特别是她关于不设遗体告别、不开追悼会及不保存遗物作纪念的遗愿，几乎被即刻否决。对此赵炜作为邓颖超多年的亲密助手，她的建议在会议中被特别考虑，因为她代表了邓颖超的意愿以及西花厅工作团队的看法。

在会议上，赵炜提出了几个关键问题：是否在西花厅设立灵堂、是否举行告别仪式以及告别的地点、工作人员是否需要守灵，以及如何接待对周恩来和邓颖超有深情的日本友人。

经过激烈的讨论，中央最终作出了以下决定：在西花厅设立灵堂供群众吊唁；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；允许周恩来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守灵；并在驻日使馆设立灵堂，对来京的日本友人由对外友协接待。

随后中央批准了这些安排，邓颖超的后事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。首先进行的是遗体的解剖，遵循她的遗愿，像周恩来一样，即便去世也要为医学研究做出贡献。

解剖完成后，进行了仔细的遗体整容和穿衣准备。16年前周恩来去世时，邓颖超坚持按照他的遗愿，选了一套旧衣服供他穿着。当时这一做法曾引发了一些争议，有人质疑为何国家总理逝世后要穿旧衣。但邓颖超的回答简单而有力：“新旧都一样，最后都要一把火烧掉。

因为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，邓颖超特意穿了一套她特别喜爱的黑色西装，这是周恩来生前也赞赏过的装束。虽然这套衣服穿得时间久了，出现了几处磨损和补丁，但邓颖超对它情有独钟，经常穿着它，并决定将它作为自己的寿衣。周恩来去世后，她脱下这套衣服，轻声吩咐赵炜：“将这套衣服好好保存，待我的时候穿上它。

赵炜尽管心中不忍，提出换一套新衣，但邓颖超坚持认为，“我们都喜欢”这套衣服，它不光代表了她的个人喜好，更承载了她对周恩来的深情记忆。她坚信无论生前还是死后，穿什么并不重要，因为最终都将化为灰烬。

最终在邓颖超去世后，赵炜遵照她的遗愿，从存放多年的衣柜中取出这套黑色西装为她穿上。西花厅的同事们对此表示惊讶，质疑为何选用一件旧衣为邓大姐穿上，赵炜解释了邓颖超的遗愿后，大家虽然心中依然难过，但理解并尊重了这一决定。他们共同修补了衣服的破损部分，确保邓颖超在最后的仪式中体面而尊严。

与此同时赵炜也面临着对周恩来曾经使用过的骨灰盒的处理。1976年1月8日，周恩来逝世后，其骨灰盒由卫士挑选，邓颖超曾特别指示不要购买过于昂贵的款式，以示朴素。虽然骨灰盒有瑕疵，但还是被选中了一个盖子难以开启的盒子。邓颖超对此表示满意，并坚决表示：“恩来用后，我也要用这个盒子。

当赵炜在1992年7月17日下午从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骨灰盒中取出周恩来的骨灰盒时，这一决定再次让西花厅工作人员的不满。但赵炜坚持按照邓颖超的遗愿执行，解释这是邓大姐生前的明确指示，高振普也在场作证。

邓颖超一直珍视这个骨灰盒，每年清明时都会亲自擦拭，以此表达对周恩来的深切怀念。她反复强调，希望自己去世后也使用这个骨灰盒，并期望在使用完后它能继续被用于其他工作人员，但赵炜出于对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尊重，坚决反对这一点。

火化过程在一个多小时后完成，赵炜迅速将邓颖超的骨灰小心翼翼地收入那个磨损的骨灰盒中。随后骨灰盒被放置在西花厅，赵炜在哭泣中告诉邓大姐，“您回家了！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赵炜和高振普带着骨灰盒离开了西花厅，这是邓颖超生活了43年的地方。他们坐上专车，直奔天津的海河。邓颖超选择在天津撒骨灰，是因为这里是她职业生涯的起点，也是她和周恩来首次相遇的地方。

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在革命理想上心有灵犀，而且在各自的工作中都特别能干，遇到危险时他们还能完美配合，展现出很强的默契。在日常的婚姻生活中，他们也非常体贴对方，经常写信沟通，理解和支持对方的努力，一起维护他们的婚姻。

他们不光是战斗的伙伴，也是朋友和家人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